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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图书馆的文献寄存工作

论文作者:幼儿教育论文
发表时间:2017-2-21

摘 要 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初期阶段,文献寄存作为馆藏建设的重要方式,受到高度重视。很多图书馆曾制定专门的规章制度,来规范文献寄存工作,并产生了很多文献寄存的成功案例。论文概述了中国早期图书馆的文献寄存制度与成功实践情况,以期为现代图书捐赠和古籍寄存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文献寄存 中国早期图书馆 图书馆事业史
  分类号 G259.29
  Abstract In the early stages of Chinese library development, books consignation are highly valued by libraries as an important way of collection construction. Many libraries formulated special rules to regulate the books consignation work. And there were many successful cases of books consign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ooks consignation rules and successful practice in early Chinese librarie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current books donation and the ancient books consignation work.
  Keywords Book consignation. Early Stages of Chinese Library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y Undertaking.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与此同时,文献寄存这一利用私人藏书扩充馆藏的措施为新生的图书馆广泛采用。1904年,安徽省绅士集议开办藏书楼,制定《皖省藏书楼开办大略章程十二条》,第七条规定:“如有同志家藏书籍,情愿寄存,公诸众览者,当由本楼给与清单收条,无论何时来取,即日检送,如有残损,照价赔偿,庶几一转移间两得其便。”[1]1906年颁布的《湖南图书馆暂定章程》,以捐助作为文献征集的主要方式,将捐助分为永久捐与暂时捐:“珍重家藏,不能割爱,但偶出以供众览,或数月,或一年,或若干年,仍复收回者,谓之暂时捐”,实即文献寄存[2]。1910年颁布的《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规定:“海内藏书之家,愿将所藏秘笈暂附馆中扩人闻见者,由馆发给印照,将卷册数目、钞刻款式、收藏印记,一一备载。领回之日,凭照发书。”[1]《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是中国第一部图书馆章程,具有行业法规性质,其对文献寄存的明文规定,体现了文献寄存的作用与地位。
  1 中国早期图书馆的文献寄存制度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受出版条件和经济水平限制,文献资源匮乏,很多图书馆选择将文献寄存作为馆藏建设的补充措施,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一般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寄存最短期限。规定寄存最短期限,目的是保证寄存文献的有效利用与方便管理。寄存期满后,一般可存取自由,而浙江流通图书馆则规定:“寄存之书,在满期后,既不声请提取,又不续订存期,如此经过二年,即作为赠送本馆论。”[3]
  (2)损失赔偿。制度中一般规定图书馆负责赔偿文献在存期间的损失,同时声明,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不在赔付之列。寄存文献的价值由双方提前议定,作为赔偿时的依据。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规定:“寄存图书者应将各书实价列入目录,本馆若因过失有所散佚,当按价偿补”[4]。北京图书馆对损失赔偿的规定较细致:“寄存图书之纷失,由本馆按照估价赔偿,但因积次之阅览或贷出而污染者,不在赔偿之列;寄存图书为阅览或借书人所污毁或纷失时,得由本馆责令阅览或借书人按照估价赔偿。”[5]
  (3)鼓励文献寄存。铁道部图书室规定:“寄存图书者,本室将其姓名标揭室内鸣谢。”[6]南京市立第一通俗图书馆规定存书人享有借阅优先权[7]。江西省立图书馆则规定:“寄存者来馆阅览图书,本馆给予优待证,不另收费。”[8]在寄存文献的管理中,图书馆会充分尊重书主的意愿。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规定:“寄存图书中如有贵重物品,须特别保管者,宜预先声明,并指定如何保管之方法,本馆当酌情形照所拟方法办理。”[4]北京图书馆则规定:寄存文献必须修复时,要商取书主同意,才能做适当修复,费用由该馆承担;办理寄存时,书主可事先声明庋藏条件;满10万册可以专室庋藏[5]。
  (4)寄存文献的利用。一般情况下,书主将文献寄存于图书馆即是同意将文献供众利用。各图书馆对寄存文献的利用方式有不同规定:北京大学图书馆规定寄存文献仅能在阅览室内阅览,概不出借[4];北京图书馆规定寄存图书一律公开阅览或出借,但寄存者可以附加限制条件[5]。
  (5)入藏标准。出于充实馆藏的目的,图书馆极少对寄存文献进行筛选。只有少数图书馆就寄存文献的入藏标准进行规定,如上海鸿英图书馆的《寄存图书规则》规定:寄存文献须具有史料性质,并符合该馆需要,适于该馆保存[9]。《湖南图书馆暂定章程》中声明:“惟淫秽悖逆之书,概不收受。”[2]浙江流通图书馆的规定下列图书不得寄存:“反动图书,零星刊物,小学教科书,残缺不全、霉蒸不堪之图书。”[3]
  (6)编制寄存目录。文献寄存制度一般要求编制寄存文献的目录作为依据。其中北京图书馆要求寄存书目具备下列款目:书名、撰人、出版处及出版年、卷数函数及册数、版本、.装订款式、纸色、有无题跋眉批校注圈点、图记式样、其他可供参考之记载、估价[5],非常详备。
  2 中国早期图书馆文献寄存的成功实践   文献寄存充分利用私人藏书同时保障书主权益,“一转移间两得其便”,既为图书馆高度重视,也为热心公益的藏书家所支持,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图书馆界不乏开展文献寄存的成功案例。北京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因制度详备,截至1934年,共有15家机构或个人将文献寄存于该馆[9],其中以梁启超逝后,其家人遵遗嘱将饮冰室藏书永久寄存该馆这一事件影响最大。山西省图书馆自1919年建馆至1937年,接受过常子襄、曾望生、郭可阶、柯定础、张紫绂、田玉如等人的大宗寄存[10]。此外,有资料可稽曾接受过文献寄存的还有燕京大学图书馆、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安徽省立图书馆等。以下列举3个有特点的案例。
  2.1 四当斋藏书寄存燕京大学图书馆
  晚清著名藏书家章钰(号霜根老人),藏书处名为四当斋。1937年,章钰于北京去世,遗嘱要求子女:“书籍应注意吾所用过功者无使散佚。其他听汝母处分之。”[11]抗战全面爆发后,章氏家人欲南迁,担忧藏书安全,章钰遗孀王丹芬“念燕京大学之缔造,其艰苦正与先夫采集书籍相同”[12],将四当斋藏书分别捐赠与寄存于燕京大学图书馆,于1937年10月23日签署《赠与及寄托霜根老人四当斋遗书契约》,甲方为王丹芬携四子,乙方为燕京大学代表洪业、司徒雷登、田洪都。
  契约将四当斋藏书分为三类:子类为章氏手校书,手抄书,即章钰遗嘱“吾所用过功者无使散佚”的藏书,计559部4123册,补遗10部161册,作寄存处理,甲方可随时提回;丑类为善本,计380部2284册,附录2部2册,寄存五年,期满续存、改作赠与或提回,由甲方决定;寅类为普通古籍,计2408部14977册,附录9部49册,为赠与[13-14]。契约规定:寄存文献中的校语或未经刊行的古籍,乙方征得甲方同意后可发表,但须载明霜根老人手校或四当斋藏本;全部四当斋藏书,如甲方索借,或介绍他人前往借阅,乙方给予便利[14]。
  燕京大学对四当斋藏书寄存非常重视,“特辟纪念室,专以储存,并将先生生前书斋用物,一并陈列,如北京图书馆于梁任公之例也”[12]。由顾廷龙编制《章氏四当斋藏书目》,1938年印行,该目录体例非常完善,“凡书中所有先生及朋辈题跋、收藏印记,均著于录,以群渊源,未经刊行之本,其叙跋亦并附入,以资考稽,凡先生题语所及友朋往还者,酌注其人履贯,以志因缘”[12]。顾廷龙为中国版本目录学界泰斗,《章氏四当斋藏书目》是他早期重要成就之一。
  2.2 穆麟德藏书寄存国立北平图书馆
  1901年,德国人穆麟德(又译麦伦多夫)在宁波浙海关税务司任内逝世。该氏在华期间,倾心东方学、语言学研究,购置大量中国古籍以及与东方学、语言学相关的西文图书,经遗孀整理,1905年在上海美华书馆印行《穆麟德文库书目》,目的是为藏书寻找归宿[15]。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因昔日莫利逊文库被日本人捷足先登,归入东洋文库,一直深以为憾[16],1914年,与梁士诒、周自齐集资购下穆麟德藏书。1930年,朱启钤因国立北平图书馆文津街新馆即将落成,又得知该馆订有寄存图书规则,遂与该馆联系寄存事宜,该馆馆长袁同礼派岳良木与四名打字生协助朱启钤整理藏书,编成草目。《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0年10月刊发消息:“朱先生于民国三年购得宁波总税务司德人麦伦多夫氏遗书二十二箱,暂存于古物陈列所,兹承其照本馆寄存图书简章,将该项书籍完全永久寄存本馆,业经取运来馆,内中所有以各国研究中国文字学语言学之著作最为重要云。”[17]
  穆麟德藏书有西文书2153种3307册,中文书231种2019册[18]。西文部分由梁思庄主持编目,1932年秋印行《穆麟德遗书目录》[1],这批藏书成为现今国家图书馆西文中国学图书专藏的基础[18]。
  2.3 丁传靖藏书寄存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
  1933年3月,藏书家丁传靖之子丁沂、丁琪、丁瑗将先世藏书975种4442册,寄存于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1936年1月,丁沂撰写《京口丁氏寄存先世藏书记》[19]一文,其中关于私人藏书寄存于图书馆之见解,颇有发人深思处。开篇云:“藏书之家,丹黄插架,签题罗列,南面百城之喻,宜自矜而人羡。及至时移世易,昔所什袭重函者,则已锦弛线落,残缺断烂。或散佚于荒肆之中,或流转于估客之手。好事之士,审其题识,辨其印泥,知为某氏之旧藏也,又从而摩整辑以收贮之。往复周,不逾此例。”因有藏书亡散之痛,故丁氏三兄弟有寄存之举。丁沂慨然声明:“吾家之书,既公于众,决不欲复返于私。”之所以寄存而非捐赠,原因有二:“先人遗物,手泽如新,不肖之心,自乐观其不散。如赠馆,则当入馆之类别部居,久而分析徙易,均当从馆之政,与吾兄弟聚而保存之初意不合,此一义也。敬梓首丘之念,人皆有之。见乡贤故物,益易生歆慕之情。故吾家之书,亦仅足供同邑人士之省览耳。馆为官立,馆之藏书,如迁他邑,吾家之书,不愿随之以迁,当移存于邑中他馆,此又一义也。”
  3 中国早期图书馆开展文献寄存的特点与意义
  上述文献寄存制度与具体实践,反映中国早期图书馆开展文献寄存的特点:(1)重视文献寄存。各图书馆普遍开展文献寄存工作,并制定健全的规章制度,使文献寄存的接收、管理、利用等各个环节,均有章可依。并安排优秀人才参与文献寄存工作,上述曾参加文献寄存具体工作的顾廷龙、岳良木、梁思庄等人,皆为业界精英。(2)尊重书主权益。采取多种措施,对文献寄存行为进行褒奖鼓励。在寄存文献的管理与利用等环节,充分采纳书主意见,减少书主对文献寄存的顾虑。(3)重视宣传。除公开发表文献寄存简章与征集启事外,大力宣传寄存事例,如燕京大学图书馆接收顺德李文田家藏碑刻、书籍及四当斋藏书寄存后,均在《燕京学报》上进行报道,并列举寄存文献的重要书目,以资诚信。一些图书馆将寄存书目公开出版,也能起到宣传作用。
  文献寄存作为补充馆藏的有效措施,在中国早期图书馆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借私家藏书服务社会的举措,弥补了馆藏不足,使图书馆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有案可考的寄存文献,后来大部分转作赠与,归入公藏,现在仍然发挥着作用。   文献寄存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产物,社会制度变革对私人藏书的影响远远大于自然灾害及私家败落等原因,20世纪上半叶,社会动荡不安,使私人藏书家选择将文献寄存作为自己藏书的归宿,文献寄存契合了寄、藏双方的需要。随着社会公有化程度的提高,私人藏书没落,文献寄存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目前,文献出版繁荣,无法购买的纸质文献亦可通过数字化复制的方式补充,文献寄存作为馆藏来源的作用已不突出。具体工作中,寄存文献的管理与利用均有较高的门槛,如有损失,容易引起纠纷。因此,目前各图书馆在利用社会资源丰富馆藏时,更欢迎捐赠而非寄存。中国早期图书馆开展文献寄存的一些经验,对吸纳图书捐赠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前有些图书馆,在争取捐赠时不遗余力,获得捐赠后等闲视之,是对捐赠者的一种伤害。《湖南图书馆暂定章程》规定:“凡永久捐之图书,本馆以永远保存为要义。倘嗣后经理人不善,或有散佚自盗情事,经捐书主查实,亦有收回之主权。”[2]饮冰室藏书、穆麟德藏书、丁传靖藏书均是永久寄存,而非捐赠,目的是有效监督图书馆对藏书的管理,值得当今的图书馆警醒。
  虽然常规文献的寄存意义已经不大,但是古籍、手稿等珍贵文献,如书主不愿捐赠,可争取以文献寄存的方式保存于图书馆,供社会利用。尤其是古籍寄存,对古籍保护工作有着重要意义。2007年颁布的《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方案》提出,从普查、分级、修复、库房改造、寄存等5个方面开展古籍保护工作。此后,各地图书馆开始推行古籍寄存服务,但由于长期以来,文献寄存工作极少开展,图书馆与社会公众都对此缺乏认识,古籍寄存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应对中国早期图书馆的文献寄存工作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对成功案例进行深入研究与广泛宣传,以推动古籍寄存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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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图书馆寄存图书简章[N].北京大学日刊,1918-0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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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附寄存图书规则[J].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1922(8):8-10.
  [ 9 ] 黄少明.图书馆应恢复图书寄存工作[J].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09(1):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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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蔡银春.章钰“四当斋”斋藏流散考述.大学图书馆学报[J],2013(4):93-9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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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胡海帆.章氏四当斋李氏泰华楼旧藏与燕京大学图书馆(上)[J].收藏家,2006(8):58-62.
  [14] 赠与及寄托霜根老人四当斋遗书契约[G]//顾廷龙.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北京:燕京大学图书馆,1938.
  [15] 沈迦.朱启钤老求异书[EB/OL].(2013-12-08)[2015-02-02].http://blog.sina.com.cn/s/blog_81934b410101g6xh.html.
  [16] 麦伦多夫藏书寄存北平图书馆[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0,6(3):15-16.
  [17] 朱桂莘先生寄存书籍[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0,4(5):133.
  [18] 刘东元.北京图书馆西文“中国学”图书专藏缘起[J].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3):132-133.
  [19] 张研,孙燕京.民国史料丛刊(1120)[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411-413.
  张晓红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员。广东广州,510006。
  (收稿日期:2015-03-02 编校:刘 明)
  剑桥大学图书馆即将公开稀有中国古代文献
  中国网记者五月底采访了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艾超世(Charles Aylmer),了解到该馆即将在本月公开展出其珍藏版中文古籍资料。
  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无论从其藏书范围还是收藏质量上都堪称世界上最好的中文图书馆之一。早在1632年开始纳入第一本中文藏书至今,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中文文献资料的历史已超过360年。
  即将展出的中文古籍中将会有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珍贵资料和甲骨文文献,这些甲骨文文献“可是目前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中文文献资料。”
  中文部所藏文献包括商代甲骨、宋元明及清代各类版刻书籍、各种抄本、绘画、拓本以及其他文物,其中颇多珍品。
  1632年,白金汉公爵赠送本馆一批书籍,其中有明版《丹溪心法》的零册,为本馆收集第一种中文书,随后又收到一些零散的中文书籍。首批大量的中文书籍系威妥玛爵士所赠,共四千三百零四册。威氏曾在中国居住达四十年之久,其中十年任英国驻北京公使,退休后复任剑桥大学首届汉学教授。他搜集的不仅有许多参考书,还有大量有关清朝廷礼仪、政治、法律、外交等方面的材料,其中不乏善本与孤本书籍,如清初抄本《明实录》、清抄本满文《养正图解》、明刊孤本《异域图志》以及非常稀见的太平天国出版物等。其后又补充了一千三百多册,某些原为巴克斯爵士所有。以上书籍均由威氏的继任翟理斯教授整理编目,成为《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文库汉、满文书目录》及续编,先后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剑桥图书馆真正加大中文著作收集工作开始于二战结束后期。相当多数量的中文图书当时是被作来自中国的礼物所赠送。中文藏书中,以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数量最多、最具特色、最为精良。近来,更为注意搜集中国近、现代历史、政治等方面的资料。目前,该馆还订有中文期刊约一千种。剑桥大学图书馆仍不断收到各方的慷慨馈赠或遗赠。如1986年,中国政府赠送该馆四千四百六十八册书籍。又如1988年,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赠送本馆一套《景印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共五百大册。
  实际上,让剑桥图书馆中文部真正成为“中文资料宝藏”是在2009年。当时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捐赠二十逾万中文电子书籍,使得剑桥大学中文图书馆一跃成为除中国以外,收藏中文电子书籍量最多的外国图书馆。
  (消息来源:http://www.jslib.org.cn/njlib_yjdt/jslib_guoji/201506/t20150605_1380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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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展出的中文古籍中将会有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珍贵资料和甲骨文文献,这些甲骨文文献“可是目前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中文文献资料。”
  中文部所藏文献包括商代甲骨、宋元明及清代各类版刻书籍、各种抄本、绘画、拓本以及其他文物,其中颇多珍品。
  1632年,白金汉公爵赠送本馆一批书籍,其中有明版《丹溪心法》的零册,为本馆收集第一种中文书,随后又收到一些零散的中文书籍。首批大量的中文书籍系威妥玛爵士所赠,共四千三百零四册。威氏曾在中国居住达四十年之久,其中十年任英国驻北京公使,退休后复任剑桥大学首届汉学教授。他搜集的不仅有许多参考书,还有大量有关清朝廷礼仪、政治、法律、外交等方面的材料,其中不乏善本与孤本书籍,如清初抄本《明实录》、清抄本满文《养正图解》、明刊孤本《异域图志》以及非常稀见的太平天国出版物等。其后又补充了一千三百多册,某些原为巴克斯爵士所有。以上书籍均由威氏的继任翟理斯教授整理编目,成为《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文库汉、满文书目录》及续编,先后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剑桥图书馆真正加大中文著作收集工作开始于二战结束后期。相当多数量的中文图书当时是被作来自中国的礼物所赠送。中文藏书中,以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数量最多、最具特色、最为精良。近来,更为注意搜集中国近、现代历史、政治等方面的资料。目前,该馆还订有中文期刊约一千种。剑桥大学图书馆仍不断收到各方的慷慨馈赠或遗赠。如1986年,中国政府赠送该馆四千四百六十八册书籍。又如1988年,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赠送本馆一套《景印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共五百大册。
  实际上,让剑桥图书馆中文部真正成为“中文资料宝藏”是在2009年。当时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捐赠二十逾万中文电子书籍,使得剑桥大学中文图书馆一跃成为除中国以外,收藏中文电子书籍量最多的外国图书馆。
  (消息来源:http://www.jslib.org.cn/njlib_yjdt/jslib_guoji/201506/t20150605_1380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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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网记者五月底采访了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艾超世(Charles Aylmer),了解到该馆即将在本月公开展出其珍藏版中文古籍资料。
  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无论从其藏书范围还是收藏质量上都堪称世界上最好的中文图书馆之一。早在1632年开始纳入第一本中文藏书至今,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中文文献资料的历史已超过360年。
  即将展出的中文古籍中将会有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珍贵资料和甲骨文文献,这些甲骨文文献“可是目前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中文文献资料。”
  中文部所藏文献包括商代甲骨、宋元明及清代各类版刻书籍、各种抄本、绘画、拓本以及其他文物,其中颇多珍品。
  1632年,白金汉公爵赠送本馆一批书籍,其中有明版《丹溪心法》的零册,为本馆收集第一种中文书,随后又收到一些零散的中文书籍。首批大量的中文书籍系威妥玛爵士所赠,共四千三百零四册。威氏曾在中国居住达四十年之久,其中十年任英国驻北京公使,退休后复任剑桥大学首届汉学教授。他搜集的不仅有许多参考书,还有大量有关清朝廷礼仪、政治、法律、外交等方面的材料,其中不乏善本与孤本书籍,如清初抄本《明实录》、清抄本满文《养正图解》、明刊孤本《异域图志》以及非常稀见的太平天国出版物等。其后又补充了一千三百多册,某些原为巴克斯爵士所有。以上书籍均由威氏的继任翟理斯教授整理编目,成为《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文库汉、满文书目录》及续编,先后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剑桥图书馆真正加大中文著作收集工作开始于二战结束后期。相当多数量的中文图书当时是被作来自中国的礼物所赠送。中文藏书中,以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数量最多、最具特色、最为精良。近来,更为注意搜集中国近、现代历史、政治等方面的资料。目前,该馆还订有中文期刊约一千种。剑桥大学图书馆仍不断收到各方的慷慨馈赠或遗赠。如1986年,中国政府赠送该馆四千四百六十八册书籍。又如1988年,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赠送本馆一套《景印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共五百大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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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无论从其藏书范围还是收藏质量上都堪称世界上最好的中文图书馆之一。早在1632年开始纳入第一本中文藏书至今,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中文文献资料的历史已超过3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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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部所藏文献包括商代甲骨、宋元明及清代各类版刻书籍、各种抄本、绘画、拓本以及其他文物,其中颇多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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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让剑桥图书馆中文部真正成为“中文资料宝藏”是在2009年。当时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捐赠二十逾万中文电子书籍,使得剑桥大学中文图书馆一跃成为除中国以外,收藏中文电子书籍量最多的外国图书馆。
  (消息来源:http://www.jslib.org.cn/njlib_yjdt/jslib_guoji/201506/t20150605_1380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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