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最好的毕业论文网!www.osmsg.com
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评析

论文作者:历史论文
发表时间:2017-2-18

摘 要:张之洞一生都在致力于国民教育,为培养既能精通洋务又能恪守古训,既知“新”也知“本”的“中体西用”式人才而努力。他一方面积极倡导变革科举制度,另一方面又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大力倡导尊经。张之洞试图通过废除科举制度来对传统社会体制进行自我调节,不可能在根本上突破传统的藩篱,这是张之洞本人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
  关键词:张之洞;教育思想;科举考试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2-0105-05
  张之洞一生都在致力于国民教育,从1869年在武昌创办经心书院,到1908年奏请创办存古学堂,他一直都在为培养既能精通洋务又能恪守古训,既知“新”也知“本”的“中体西用”式人才而努力。他所办的书院和学堂,北起太原,南到广州,西起成都,东到金陵,遍布大半个中国,而他在20世纪初主持中国的教育改革,制定了全国性的“癸卯学制”,被誉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1]对科举制度的废除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这些又使其对中国近代儒学的尴尬处境,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一、张之洞对西方实业教育的倡导
  张之洞到任两广总督之后不久便发现,“粤东官吏,结识洋人者甚多,而讲求洋务者甚少。向来号称熟习洋务者,非学识粗浅,即品行猥杂。”[2]这也坚定了张之洞开设洋务学堂,培养经世干才的决心,所谓“善俗之道,以士为先;致用之方,以学为本。”[2](585)
  事实上,张之洞很早就发现,“学校之盛,近推泰西,合计英、法、德三国幅员不及中国之半,而所设初学、中学、大学三等学堂凡二十余万区,所收学生在堂有额可稽者共一千七百八十余万人之多”,而“其专门小学堂尚不在此数”。[2](1140)有感于西洋诸国人才之盛在于设学之广,1887年,张之洞创办水陆师学堂,在考察了“外洋诸国于水、陆两军皆立专学,天文、海道、轮算、驾驶、炮械、营垒、工作、制造,分类讲求,童而习之,毕生不徙其业,是以称雄海上”之后,坚信“若欲应时制变,固非设学不可”,[2](574)遂设计了一整套聘请洋教员训练水师和陆师的方案。1890年张之洞又奏请设立自强学堂,他在奏折中讲到:“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泰西诸大国之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用非所习之弊。” [2](996)并由此设计了自强学堂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的学制方案,所谓“方言,学习泰西语言文字,为驭外之要领;格致,兼通化学、重学、电学、光学等事,为众学之入门;算学,乃制造之根源;商务,关富强之大计”。[2](898) 1898年,张之洞针对“今日新理新学日出不穷之西书,尚无从探讨其菁华,考究其利病,以为救时之要策”的新形势,又呈递了《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认为“储译材于此,储通才亦于此,是方言一门洵为救时要策。” [2](1298)
  除了设立学习西方技艺的学堂,张之洞还特别鼓励年轻学子出洋习练,因为在他看来,“洋务之兴已数十年,而中外文武臣工罕有洞悉中外形势、刻意讲求者,不知与不见之故也。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可患”,因此“惟有多派文武员弁出洋游历一策。查外洋各国,开疆拓土,行教通商,皆以游历为先导”。[2](999)事实上,早在1885年筹议大治水师事宜的时候,他就设想“拟选派精壮、用心之员弁、生徒出洋习练。其一途隶于出使大臣,分发各国学堂,水陆营伍、炮台、船厂,分科学习。其一途驾坐练船,周历华洋各海口,先中后外,藉以周知诸邦口岸形势、战船规制、练习风涛,驾驶练船即为学堂,兼可讲习诸艺。” [2](358)在1895年的《吁请修备储才折》中,他又提议:“遣员弁出洋学习。无论文武、官阶大小,遴选年力精壮、明敏有志者百余人,令赴外洋,附入学堂营局,将武备、营垒、炮台等事分途肄习,观摩既便,领悟必速,较之在中国学堂所练,必更切实。” [2](991)在1903年,张之洞又直接上了《选派水陆师学堂学生出洋肄业片》,并奏称“各学生均属青年有志、资性可造之才,经臣谆切训勉,到外国后务须立品端重,不忘君国,勤求实学,交结正人,期于学成回国,各有专长,以备任使。” [2](1557)最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将自己学习西方的思想归结为:“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攻也”;“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贴括者击蒙也”;“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 [2](9705)
  二、张之洞对科举制度的变革思想
  “科举一事,天下学术所系,即为国家治本所关。” [2](1304)自隋唐时起,科举制度以儒家的政治标准和价值来选拔人才、凝聚人心,是时人获取地位、名望和权力的基本途径,它不仅承载着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的文化平衡的功能,而且还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运行起到枢纽与调节的作用。但时至近代,科举考试这种专注于诵法圣贤、讲明义理的人才选拔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国家内忧外患的环境下急需经济务实的能用之才的情况,因为“国家取士用人,首重科目,公卿大吏,皆出其中,而科目出身者,毕生困于考试,见闻狭隘,精力销磨,以致未能尽娴经济,若洋务、军务,更难语此。” [2](1000)可以说,“今日人才之乏,资格太拘、科目太隘致之也。” [2](10044)于是,对于科举这一实行已久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变革势在必行,所谓“救时必自求人才始,求才必自变科举始。”[2](1304)
  1898年,张之洞在所呈递的《妥议科举新章折》中,主张通过变通的方式来改革科举制度,以达到“博之以经济,约之以道德,学堂有登进之路,科目无无用之人” [2](1306)的宗旨。为此,张之洞设计了变通后的科考形式:“大率如府县考覆试之法,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第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分门发题考试,此为西学经济,其虽解西法而支离狂悖、显背圣教者斥不取”。“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取其学通而不杂、理纯而不腐者”,所谓“三场各有取义,以前两场中西经济补益之,而以终场四书义、五经义范围之。”[2](1306)同时,张之洞还明确提出废除八股文的主张,认为“国家之以四书文五经文取士,大中至正,无可议者也。乃流失相沿,主司不善奉行,士林习为庸陋,不能佐国家经时济变之用,于是八股文字遂为人所诟病。今圣主断然罢去八股不用,固已足振动天下之耳目,激发天下之才智。”[2](1304)此后,他又在1901年所呈递的《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中,进一步指出,“科举一事,为自强求才之首务,时局艰危至此,断不能不酌量变通”,“改章大指,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2](1402)为了进一步打消时人对废除八股文的顾虑,他讲到:“或谓废八股则人不读经书,不尊圣贤,不宗理学。不知八股始自前明,自汉至宋皆无八股,何以传经卫道,代有名儒,忠孝节义史不绝书。即如周、程、张、朱乃理学之宗主,其时未尝有八股也。”[2](1400)张之洞的建议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在清末新政初期,清廷命乡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并停止武科考试等等。   同时,为了适应培养洋务人才的需要,张之洞还多次提出创设学堂以培养专门人才的建议,所谓“查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材为先;教战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2](1226)而且,为了满足一般士人博取功名的愿望,他还提议对在学堂表现出众的人才,给予一定的科举功名。在1895年创建储才学堂时,张之洞就提到:“数年之后,傥果有高材成效,则量予科名仕进之途,俾知学有专长,在朝廷断不歧视,自然互相劝勉,愈造愈精,可以挽救空虚积习,此举似为造就人材之实际,规画富强之本源。”[2](1082)但是,由于学堂的设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士人进身的路径,张之洞逐渐认识到,科举制度本身的存在就是对他广设学堂储备经世致用人才的最大障碍。他认为科举取士“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故人才益乏,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于是,诏设学堂以造明习时务之人才,又开特科以搜罗之。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其来者必白屋钝士、资禀凡下不能为时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于科举而已”。[2](9749)
  因此,在1903年,张之洞呈递了《请试办递减科举折》,列举了科举与学堂的种种不同:“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彼此相衡,难易迥别。”[2](1597)并认为“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彰彰明矣。”“凡科举论才之法,皆已括诸学堂奖励之中,然则并非废罢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窃思就事理而论,必须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色,学堂经费方可设筹。”[2](1597)为了打消传统士人的顾虑,他又重申“议者或虑停罢科举,专重学堂,则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兹臣等现拟各学堂课程,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所包举靡遗。”[2](1597)进而,他提出了十年内逐步废止科举制度,每科取士名额递减,分三科减尽,十年之后,一律从学堂取士的方案,并希望以此可以达到“全国臣民确见裁减科举归重学堂办法,咸晓然于朝廷意向所在,则必人人争自濯磨,相率而入学堂,以求实在有用之学,气象一新,人才自奋转弱为强”[2](1599)的效果。
  但是,时局的发展并没有留给张之洞之前设计中的十年的充裕时间,随着国事日艰、外患日亟,张之洞越发难以容忍“科举之阻碍学堂,妨害人才”,[2](1660)他于1905年断然与袁世凯一道上了《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善办法折》,明确提出了立即取消科举考试的奏议。他提出“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中国士子之留学外洋者,亦知进身之路归重学堂一途,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虞之诡谋”,“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知自谋其生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佚处而兴教于家庭。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图强奚不强故不独普之胜法,日之胜俄,识者皆归其功于小学校教师,即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2](1661)这样,为了推广学校,必须先行停止科举。张之洞的奏议,得到了清廷的认可,宣布自丙午科起废止科举,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就此画上了句号。但是,旧的人材选拔制度虽然可以在一夜之间取消,然而新的制度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得以建立,张之洞所设想的各省学堂的建设并没有像废止科举考试那样立竿见影地收到成效。而更直接的事实是,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晚清中国丧失了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并最终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最大的一次文化断裂。
  三、张之洞废除科举之后的尊经主张
  千百年来儒学作为封建文化的主体,和封建王朝相互依存、稳如泰山,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统治者以儒家学说为治国的要旨,读书人以儒家学说为安身立命的信仰,科举制度的产生更是使儒家学说逐渐格式化,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可以说,传统儒学之所以在中国古代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被万千士人奉为经典绵延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儒学典籍的掌握是他们踏入仕途的主要途径,所谓“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3]但是,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传统儒学的社会基础被拆散了,虽然经学还是国家法令下的独尊之学,但这种尊奉已经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多的士人开始对其敬而远之甚至不屑一顾了。
  同时,面对历经数千年的科举制度在晚清中国骤然废止的局面,当时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制度安排,广大士人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在当时,“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保送优拔人数定额无多,……不免穷途之叹。”[1](5488)以至于当时有人认为,科举制度的取消是“竭全国之精华,成现形之恶果,此诚可长太息也。”[4]不过,与学堂尚没有条件广泛建立相比,取消科举对于传统中国更为剧烈的影响则出现在思想文化的转变层面。这一点,美国学者罗兹曼曾经敏锐地指出,“中国的困难的实质在于,这种过渡阶段破坏了久经考验的选拔精英的程序,科举制度的废除,破坏了经典教育,严重地削弱了传统价值的影响,代之以毫无章法可循的局面。” [5]因为,科举考试的废止使得经学不再是中国士大夫谋求仕途的主要途径,这样一来,经学的社会基础就被拆散了,虽然经学还是清廷倡导的独尊之学,但这种尊奉已经变得极为抽象,士大夫逐渐对其敬而远之,而新型的知识分子更是对其不屑一顾。
  事实上,近代以来西风日炽,中国不论是传统士人还是一般民众的精神风貌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张之洞在1901年所呈递的《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中,就已经洞察到:“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局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商挂洋旗,士入洋籍,始由否隔,浸成涣散,乱民渐起,邪说乘之,邦基所关,不胜忧惧。”[2](1428)在1903年又上奏道:“近年自备资斧出洋游学学生,多年少未学不明事理之人,于时局实在情形,办事艰难之故,毫无阅历,故嚣然不靖,流弊甚多。”[2](1593)为了抵消西方文化对儒学正统的猛烈冲击,张之洞一直在教育兴国的道路上,做着尊经卫道的努力。虽然他经常力陈八股取士的弊端,但是他也对非正途出身的学子抱有一定的警惕,他曾讲道:“若非合科举、经济、学堂为一事,则以科目升者偏重于词章,仍无以救迂陋无用之弊;以他途进者,则外于圣道,适足以为邪说暴行之阶。”[2](1306)因此,他在极力倡议兴办洋务学堂的同时,对学子传统的经学根基也给予了很大关注。   1887年,张之洞力主创办水陆师学堂,这一学堂是为了“储养洋务人才”,学生以学习外语、西方军事技术为主,但是为了不使这些学员“逐末遗本”,他要求学堂应该“兼采各国之所长而不染习气,讲求武备之实用而不尚虚文”,并具体规定:“堂中课程限定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2](575)同年创设广雅书院,在经史各科的基础上,加上了经济一科,要求“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但同时也要求“延聘品行谨严学术雅正之儒,以为主讲”。[2](586)在1897年请设立武备学堂的时候,也要求学员在“洋教习课程余暇,即令其诵读《四书》,披览读史兵略,以固中学之根柢,端毕生之趋向。”[2](1228)在1902年的《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特别提到了筹办学堂的要旨之一在于防流弊,他指出幼学不可以废经书,但为了适应学习经济之用之学的要求,他变通道:“令仿古人专经之法,少读数部可也,或明其大义不背全文亦可也。若小学不读经,中学不温经,则万万不可。” [2](1500) 1903年,张之洞在《厘订学堂章程折》中,再次表达了他“中体西用”的学堂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 [2](1591)在1905年上呈的《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善办法折》中,张之洞又一次重申了尊经的重要性:“今学堂奏定章程,首以经学根柢为重。”[2](1661)
  到了1907年科举考试废止之后,张之洞有感于“近数年来,各省学堂建设日多,风气嚣张日甚,大率以不守圣教礼法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为志士”[2](1759)这种离经叛道的局面,虽然已是风烛残年,又上呈了《请定学堂冠服程式折》,试图为扭转儒学正统江河日下的局面做最后的努力。此后,张之洞又提出了创立存古学堂的主张,以求“重在保存国粹,且养成传习中学之师”。[2](1765)张之洞谆谆告诫世人:“今日环球万国学堂,皆最重国文一门。” [2](1762)并且,“总期多致心力于中国经史、词章之学,庶国文永存不废,可资以补救各学堂之所不足,而又略兼科学,以开其普通知识,俾不致流为迂拘偏执,为谈新学者所诟病。” [2](1766)在他的倡导下,湖北、江苏、陕西、四川以及甘肃等地陆续建立了一批存古学堂,但是,儒学正统大厦将倾,就连大清王朝也已经走向了衰亡,这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并非张之洞个人的努力所能及。事实上,张之洞试图通过废除科举制度来对传统社会体制进行自我调节,不可能在根本上突破传统的藩篱,这是张之洞本人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
  参考文献:
  [1] 朱寿朋编. 光绪朝东华录[M].张静庐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58.5036.
  [2]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270.
  [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620.
  [4]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9.993.
  [5]〔美〕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336.
  Analysis of Zhang Zhidong’s Educational Thought: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base and Western learning for application”
  Ren Xiaolan Wang Hao
  Abstract: Zhang Zhidong had been dedicating his life to the national education, training the talents with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base and Western learning for application”. These talents were required to be proficient in Western affairs and abide by Chinese ancient maxims/precepts, simultaneously mastering "new skills"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On the one hand, he actively advocated the chang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but on the other hand, after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he also strongly advocated the movement of “respecting classics”. Zhang Zhidong tried to carry out a self-regul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ystem through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however, his effort could not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barriers fundamentally, at best, it could only give an extreme play to the self-energy of the traditional socio-cultural system, which not only failed to save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ystem, but also left Zhang Zhidong himself in increasingly strained circumstances under the stroke of the dramatic major trend of the times.
  Keywords: Zhang Zhidong; Educational thought; Imperial examination
  责任编辑:萧雅楠
本论文由免费论文网原创,转载请注明原文链接:http://www.osmsg.com/essay/42662.html
osmsg.com © 2016 毕业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