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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三:从上红大到办抗大

论文作者:政治论文
发表时间:2017-2-16


  1936年5月东征战役结束后,中革军委决定兵站部部长杨立三(抗战期间任八路军后勤部部长,抗战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任军委总后勤部部长)到红军大学学习,空出的兵站部部长一职由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杨至成兼任。这样,杨立三就走向了红军大学的课堂。
  长征时,中央苏区瑞金红军大学被改编为军委干部团随军行动,到陕北后,与陕北红军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工农红军学校,随后又改名为西北红军大学,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
  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为提高干部队伍的军政素质,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将西北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任命林彪为校长,毛泽东兼政委,罗瑞卿为教育长,袁国平为训练部长,周昆为校务部长,莫文骅为总支书记。
  红军大学的学员被编为三个科,一科为师团级以上干部,二科为营连级干部,三科为排级干部。杨立三被编在一科进行学习,科长为陈光,政委为罗荣桓。同科的学员有罗瑞卿、谭政、彭雪枫、张爱萍、耿飚、贺晋年、赵尔陆、张达志、张经武、杨成武、刘亚楼、苏振华、陈士榘、谭冠三、郭述申、宋裕和、童小鹏、吴富善、洪水等。
  1937年6月1日,红军大学(亦称抗大一期)在瓦窑堡米粮山红大校门前的广场上举行开学典礼。杨立三和大家一起,兴致勃勃排着队走向会场。
  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发表了讲话。杨立三像往常一样,急忙掏出小笔记本进行记录。
  毛泽东说:我们开办红军大学,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个黄埔军校,它的不少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战争。我们红大要继承黄埔好的精神,在新的革命战争中也要成为主导力量。为此我们的干部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能够担负独当一面的工作。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的干部,过去长期处于行军作战之中,没有时间学习,是从战争中学会了打仗。但革命需要有理论知识来指导。中国革命如果有100个真正精通马列主义的干部,那就等于革命成功了一半。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学习。
  毛泽东讲完话后,周恩来、张闻天等也都作了热情的祝贺。从第二天起,杨立三和大家就进入了紧张的学习状态。
  6月中下旬,国民党驻陕北的八十六师等部队乘红军主力西征之机,出兵袭击瓦窑堡,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大学便先后撤出瓦窑堡西进,于7月初到达保安县(今志丹县)落脚。
  保安虽是个县城,但多次遭受国民党军队和反动民团的洗劫,全城只剩下十几户人家,百十口人。县政府驻在一个破窑洞里。
  好在保安城外东北红岩石的山坡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石洞,大的高、宽各丈许,深一丈五尺左右,小的有大的一半左右,远看就像一排排马蜂窝,这些便成了抗日红军大学的新校舍。
  杨立三和大家放下行李,便开始打扫和修整荒凉脏破的窑洞。没有门板,就在洞口挂个草帘子;没有铺板,就睡石板炕,坐石凳子。有一个大石洞可以坐100多人,作为上课的教室;唯一的一张破桌子是教员的讲桌,学员上课都坐石板凳。晚间每个班发一支蜡烛,大家围坐在蜡烛下,读书学文件,蜡烛熄灭后就在黑暗中进行讨论。
  杨立三在红大较系统地学习了有关政治理论课程,也学习了有关军事课。听了毛泽东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听了杨尚昆讲的《政治常识》,主要内容为社会发展史;听了陆定一讲的《从国际共运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听了李维汉讲的《党的建设》;听了博古讲的《联共(布)党史》和《列宁主义问题》;听了张闻天讲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哲学课;听了吴亮平讲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周恩来每月一次的政治形势课。军事课方面听了林彪讲的《战役学》、李德讲的《兵团战术》,还有军事教员何堤舟等讲的《河川战斗》《村落战斗》《高山战斗》以及工兵、炮兵、装甲兵和简易测绘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杨立三长期在部队搞后勤,出于职业的特点和习惯,他到红大上学后就特别注意学校的后勤供应工作。
  在当时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对红大学员的生活很关心,周恩来亲自规定红大一科的伙食费每人每天一角钱,还可以实报实销。而当时部队的伙食费是每人每天五分钱,机关是三分钱。学校可以用这些伙食费到农村集市上买些猪和羊回来自养,过一月半月就宰杀一只,用于改善生活。平时学校主要吃的是小米,菜有土豆、白菜和干豆角,要是能吃顿炖羊肉和荞麦面,那就算是改善伙食了。
  当时,红军干部的津贴费很少,不少干部要吸烟,要买毛巾、肥皂和牙膏,钱不够用。周恩来调查研究以后,决定学员每月发五元零用钱,使大家手头宽松多了。杨立三从周恩来那里学到了许多管家的本领。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实现了大会师。杨立三听到这个消息后,和所有同学一样高兴,大家吃饭时谈,睡觉时也谈。他希望早点见到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等老首长、老战友和老熟人。屈指算来,他们离开中央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已一年有余。
  11月30日,周恩来偕同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及红二、四方面军的部分领导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同志来到了保安,同中共中央会合了。
  12月6日,红军大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大会。朱总司令来到会场和大家一一握手。杨立三看着苍老了许多的总司令,只感到眼里潮乎乎的。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要求抗日,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这件事一时成了红大学员议论的中心。
  毛泽东来红大讲课时,杨立三和许多学员围着他问:“毛主席,现在捉到了蒋介石,是杀还是放”
  毛泽东问大家:“你们说呢”
  “他是人民公敌,应该杀!”不少人喊。
  毛泽东笑笑说:“我和你们的想法不一样,蒋介石恶贯满盈,千刀万剐都应该,但我想给大家提个问题,你们是想继续打内战呢,还是想一起去打日本侵略者”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谁还愿意打内战呢!”
  毛泽东说:“这就对了。如果把蒋介石杀掉,内战将继续打下去;如果把蒋介石放了,就可以缓和一个时期,形成共同抗日的局面。你们想想,哪个有利呢”
  听了这些话,大家很快统一了认识。杨立三高兴地说:“还是主席站得高,看得远啊!”
  临离开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虽然不会讲许多道理,但是懂得道理。”
  西安事变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各方面都迫切需要干部。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立即毕业,分赴各个岗位去开展工作。这样,杨立三就结束了在红军大学的学习生活。毕业分配时,校长林彪和教育长罗瑞卿先后找杨立三谈话,说经过研究,决定留他在红军大学担任校务部长。在根据地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校务工作担负着供应大家吃饭穿衣和各种物资保障的工作,任务十分重要和繁重,问他有什么意见。杨立三愉快地服从了分配。
  
  1937年1月,红军大学随同中共中央机关从保安县迁进了延安城。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于1月13日进城后,驻在了凤凰山下,红大校部则驻进了延安师范学校。这时中央决定把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校设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任,林彪任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训练部部长,杨立三任校务部部长。
  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抗大第二期必须在当月开学。其时,首要的问题是校舍如何解决,这既是抗大面临的难题,更是校务部部长杨立三必须解决的问题。
  当时校务部刚成立,干部严重不足。整个校务部编有队列、供给、卫生、管理四个科。队列科负责学生的招收、分配和组织编制等工作,汤平(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任科长,邓飞、唐克任副科长。供给科负责经费物资的筹措和供应保障工作,下设财务、粮秣、军需、直供四个股,张济民(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任沈阳军区后勤部副政委)任科长,周克柳、李果、毛家廷、杨以山分任股长。卫生科负责医疗保健工作,欧阳竞任科长。管理科负责校部机关的行政和生活管理,校务部副部长周文龙兼科长,杨秀全任副科长。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没有负责营房工作的专门机构,所以校舍问题只能由部首长亲自来抓了。
  校部所在的延安师范,房屋有限,尽管随校部迁来的只有一、二科,三科(又称分校)远在甘肃庆阳,但房屋仍远远不够住。于是,杨立三和副部长周文龙便到延安城内外“侦察”,从北门外到南门外,从城西的凤凰山到城东的清凉山跑了个遍。他们在凤凰山下发现了一座破破烂烂的城隍庙,还有一座清朝时供考生住的年久失修的府衙门,修整修整都可以住人。最后,他们又在延安东门外找到一座破烂不堪的国民党军队驻过的兵营,收拾一下也可以当宿舍。
  他们把这个打算向学校领导汇报后,便立即把延安城能找到的木匠和泥瓦匠都雇请来,同时动员学校的工作人员和部分学员也参加,突击整修住房。与此同时,派人四处寻购麦草和谷草,铺在打扫干净的地上。这便是学员们睡觉的大通铺。
  那些天,杨立三忙得每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高效率的工作,使他们用一个多星期便完成了任务。
  这期学员招生恰逢西安事变之后,由于国共两党达成统一战线,所以学员中除了红军干部以外,又从大后方来了大批进步的知识青年,其中有东北的流亡学生,北平“一二?九”运动的骨干,西安市学联及抗日先锋队的积极分子,甚至还有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中送来的一批青年军官,致使抗大二期的学员突增到2762人,比第一期的增加了五六倍,这更使得校舍显得格外紧张。但杨立三说:“只要有人来上学,不论多少我们都要保障他们住下,有饭吃,学习好。”
  1937年1月21日,抗大第二期正式开学,这离他们搬进延安城仅仅才一个星期。
  这么多人,不光要住房,还要吃饭,要穿衣,要花钱,这些都是校务工作的当务之急。
  建校初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学校的经费是暂时从党费中开支的,但这只是杯水车薪,不能持久。后来,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通过校务部门特别是杨立三、周文龙的努力,学校的供应有了相对固定的渠道,大体有以下几条:
  向中央财政部、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军委供给部请领,请他们划拨一定的钱粮供应抗大学员。杨立三与周文龙先后找中央财委的李富春、边区政府的林伯渠、边区银行行长曹菊如、粮食部部长凯丰及军委后勤部部长叶季壮等,一一打通关系,办好手续,请他们把抗大列为供应单位之一。
  请各个部队和军区进行接济和捐款,为抗大排忧解难。尤其是从红军大学毕业的学员,不少人已担任军、师、旅及各级军区的领导,他们对培养自己的母校是很有感情的,所以经常向抗大捐赠经费。即使没在红大、抗大上过学,但由于红大、抗大为部队培养了人才,所以他们也乐于从经济上支持,把抗大办好。贺龙、关向应、邓小平、聂荣臻、刘伯承、罗荣桓等都代表部队向抗大捐过款。
  发动学员开展生产活动,养猪、养羊、种菜、烧炭,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校务部也开办一些小工厂、小作坊来活跃经济。他们根据实际需要办了肥皂厂、墨水厂、油墨厂,以及豆腐作坊、粉条作坊、酱油醋作坊。学校还开办了几个合作社。当时一科有个司务长叫周克柳,是个会动脑子的人。他看到教职员工每人每月有0.5元至4元不等的津贴费,便采取入股的办法集资办了个合作社,印发了一种近似货币又非货币的“欠津贴券”,票面分1角、1元、2元,按各人的入股津贴数发给个人,个人凭“欠津贴券”可以在合作社购买所需要的东西。价钱比市场低,颇受大家欢迎。
  杨立三和周文龙了解到这件事后,认为是个发明创造。于是,他们力主在全校推广这个办法,用集资的款去西安等大中城市批量采购文具、书籍、日用品及有关物资,在学校的合作社里开办了文教用品、生活用品、照相、餐馆四个部,每逢课余时间和星期天,延安北门外和东关的两个抗大合作社门前人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在这里不仅能买到文具、毛巾、鞋袜等,而且花几角钱就能打一次牙祭,一碗红烧肉才五分钱,两元钱就可以办桌酒席。每逢开学和毕业前后,照相部的生意更是兴隆。看到“欠津贴券”这么吃香,不少群众和商人要求将它在市面上流通。杨立三认为“欠津贴券”不是货币,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只能在内部使用。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抗大的供应工作一直很关心。一次,学校为解决新成立学员队的开办费问题,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毛泽东立即批给后勤部部长叶季壮:“凡是抗大林校长写报告要的财物,一律照发。”周恩来也多次指示有关部门,对抗大“经费要打得宽一点,要保证教职员工和学员的生活,尽量要多拨一些大米和白面,对聘请的高级教授一定要照顾好”。
  当时,抗大的教员除中央、军委和学校的领导兼职讲课外,还聘请了一些教授、专家和学者,如任白戈、艾思奇、徐懋庸、何思源、张庆孚等。根据中央首长的指示,校务部在搞好大家生活的同时,对教员和一些教授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对他们每月额外补助两斤大米、一斤鸡蛋和几斤白面,吸烟的还发给四包纸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抗大第二期学员立即毕业,奔赴抗日前线。
  第二期学员毕业后,第三期即开始招生。谁知这期比起上期来的人数更是猛增,不几天报名人数就超过了3000人,所有的地方都住满了,招待所连打地铺的地方都没有了。为此经学校领导同意,抗大贴出了“名额已满,暂时停止招生”的布告,从延安城一直贴到了通向延安的各县,如三原、洛川、宜君、甘泉等。同时也通知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让他们把把关。
  这件事被毛泽东知道了,他把杨立三和周文龙找去谈话说:“停止招生的布告出得不好,应再出布告继续招生。”他看到杨、周二人脸上有疑虑之色,就接着说:
  “抗大就是要为抗日战争培养干部,越多越好,岂有停止招生之理。要知道,本来有些知识青年听说延安生活苦,抗大条件差,要住窑洞,吃小米饭,究竟来不来投考下不了决心。一旦见了布告,青年们好奇心大:学校这么苦,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投考呢我们也不如去延安看看,这样来的人反倒更多了。所以布告一出,恐怕与你们的愿望起相反的作用。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来者不拒,来了就应该收嘛!”
  “可是……”杨立三刚开口,毛泽东接着说:“要钱我批,要房就盖嘛,还可以把一些队分散开,到离延安远一点的地方去办学,到洛川,到瓦窑堡,到蟠龙,到乔儿沟等地方去。”
  毛泽东的指示,透彻明确,使杨立三和周文龙心里豁然开朗,他们向学校领导汇报后,又贴出了继续招生的布告。
  解决校舍紧缺的问题,是盖房好,还是打窑洞好呢杨立三和周文龙特地找来延安有经验的工匠们进行集思广益,他们普遍认为在延安这个地方挖窑洞比盖房好,主要是省工省料,造价低,来得快;另外住窑洞冬暖夏凉,又便于防空。
  杨立三和周文龙研究后,确认了挖窑洞的方案,并报学校领导批准。
  之后,他们便带着两个老工匠去选址,他们先出延安北门,走遍了大砭沟、小砭沟,勘察山坡上的土质;再过延河,到河东岸勘察杨家岭、王家坪东山一带的土质情况,最后选定了几个理想的山坡。
  于是,一场全校性的打窑建校运动在抗大上上下下展开了。为了做到速度快,质量好,安全高效,校务部还成立了两支技术队伍:一是由老工匠组成的技术指导队,先由他们作出示范,提出要求,教给大家基本方法,之后就到各处进行巡回指导;二是由学员中会木工、铁工的人组成的工程辅助队,负责修造打窑洞的工具和门窗等。
  当时共有4个学员大队,16个中队,每个中队3个区队,9个班,每班12个人。经计算,每个学员中队需窑洞15个,面积约250平方米。
  大家心中有数以后,劳动热情分外高涨,工地上歌声、喊声不断,各区队和班组展开了竞赛,校领导和学员队的红军干部带头抡镐大干,许世友、王建安、杜义德、郭鹏、卢冬生等成为大家公认的打窑猛将。女学员也不甘落后,她们土里滚,泥里爬,一身汗,一身泥,不少女青年把打窑洞看作上抗大的第一个考验。赵寿山将军(后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的女儿挖的窑洞,被同学们风趣地称为“赵小姐窑洞”。
  经过两个月的辛勤劳动,全校师生共打窑洞175孔,加上校务部雇请泥瓦工挖的几十孔,全校共挖窑洞200多孔,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解决了近千人的宿舍、教室、图书馆和教研室的用房。他们还在校区修了一条3000米长的公路,被命名为“抗大公路”。
  抗大的“窑洞大学”成了延安的一景,每当临夜,华灯初上,满山遍野层层窑洞中的点点灯火,给古城延安增添了无限神圣的气氛。从大后方一些大城市来的青年学员自豪地说:“这美丽的夜景,完全可以和陪都山城重庆媲美!”
  新校舍举行落成典礼时,毛泽东参加大会并讲了话,赠送了他书写的“我们的伟大事业”的横匾,热情称赞了抗大学员的创业精神。延安的群众也深为抗大学员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给抗大送来一块大匾,上书九个大字: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
  随后,杨立三被点将第三次出任总兵站部部长,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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