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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步兵之矛

论文作者:科技论文
发表时间:2017-2-16


  (接2015年1期)
  海夫吉的战斗,暴露出了FGM-77B在性能上的短板。所以,1991年定型的FGM-77C“龙”Ⅲ的改进重点正是射程。具体来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对FGM-77C的性能要求是,能够在1500米左右的距离上击毁以35千米/时速度行进的“主流苏联主战坦克”(T-72)。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麦道宇航公司在FGM-77B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首先,为了提升射程,FGM-77C的增速发动机进行了“增强”。为此,弹体长度增加了100毫米,重量增加了2.45千克。改进后的增速发动机带有1.18千克推进剂,在弹体射出20米后点火,燃烧时间6~7秒,总冲量225千克?秒。除了射程的提升外,改进后的增速发动机对弹体的飞行速度影响也是很大的。既使把因陀螺通电加速而延迟的半秒钟计算在内,FGM-77C飞行1000米所用时间仅为6.2秒,而飞行1500米和1700米的时间分别为8.8秒和9.7秒。这使FGM-77C飞过其最大射程的耗时比“米兰”导弹更少,但比博福斯公司的“比尔”导弹慢。事实上,提高导弹的飞行速度有着重要的战术意义,这意味着更少的暴露时间和更高的生存率。麦道公司当时宣称,一个有经验的导弹射手能够在导弹发射65米后便使仪器捕捉到弹体,而经过一般训练的射手在导弹发射120米后,也能可靠地捕捉到弹体。这实际上也意味着最短有效射程的大大缩减。
FGM-77C姿态控制发动机结构示意图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美国海军陆战队要求FGM-77C能够在1500米左右的距离上击毁以35千米/时速度行进的苏联坦克,但该型导弹的实际最大射程却可达到1740米,这令美国海军陆战队深感满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FGM-77C除了对增速发动机进行强化外,姿态控制发动机在技术上也进行了改进,由FGM-77A每0.416秒点火一次,到FGM-77B每0.37秒点火一次,再到FGM-77C的每0.294秒点火一次。这串数字的背后,意味着FGM-77C的航线更为平直,姿态控制精度更高,最大散布量距离瞄准线仅300~350毫米,较之FGM-77A的精度提高了115%,较之FGM-77B也提高了37%。虽然FGM-77C的改进重心在于提高射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方面的改进幅度有限。比如,FGM-77C对于战斗部的改进便下了相当功夫。包括发射筒在内的FGM-77C重15.6千克,其战斗部成型装药结构与FGM-77B基本一致。但为了对付当时苏联坦克越来越普遍配置的爆炸反应式装甲,其在战斗部前端增加了一个移植自BGM-71B“陶”-Ⅱ重型反坦克导弹的弹簧式炸高棒,使炸高增加到320毫米。麦道公司宣称,由于FGM-77C的穿透能力较之基本型FGM-77B增加了98%,这相当于可穿透980毫米的均质钢装甲板。不过,在经过大约400发的实弹发射测试、对炸高曲线有了更为实际的一手资料后,麦道公司和军方一致认为,在平均固定炸高条件下可穿透1000毫米厚的均质钢装甲板,而如果起爆距离为弹头直径5倍的理想条件下,FGM-77C的破甲能力可达1150毫米。当然,以上所列数字都是理论上的。值得注意的是,炸高棒使FGM-77C的弹体增重1.227千克,而增速发动机又使弹体增重2.45千克。这使炸高棒的存在除了控制有效炸高、提高破甲威力外,还作为平衡物调整了导弹的重心。
  
  由于弹体飞行性能的提高,再加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对夜战能力又提出了特别的要求,麦道公司对FGM-77C的火控观瞄系统也进行了升级。比如,为了适应弹体飞行速度的提高,不但增加了电子跟踪辅助装置,而且其新型昼夜跟踪装置增加了数字处理机。该设备拥有更强的光电对抗能力和更强的弹道数据处理能力,这就使导弹可以更迅速更平滑地从无控弹道飞行状态转入制导飞行状态。射手先瞄准一个静止或是移动目标,启动电子跟踪辅助装置,然后发射。在发射的1.5~2秒内,该装置把导弹引导到一个由计算机产生的预置坐标,这便使观瞄系统在发射烟雾中重新捕捉并控制弹体的机率大为增加。换句话说,电子跟踪辅助装置的作用在于,将1.5秒的无制导宽限期的飞行模式编入电子跟踪辅助装置,作为程序固化下来,烧入电路。当射手透过发射后的烟雾重新看到弹体时,电子跟踪辅助装置已在1.5秒内自动引导导弹到发射前确定的瞄准线上了。这样,射手便可站着、跪着或坐着迅速捕捉目标,而不必用30~40秒时间调整挂重和双脚架了,只需五个动作“上肩、吸气、瞄准、跟踪和发射”就可完成整个操作动作。另外,出于增强夜间作战的需求,昼夜跟踪装置不仅仅采用了数字式处理机,最关键之处在于整合了电制冷式热成像仪。其整体结构设计十分紧凑,系统全重仅7.27千克,相当于瑞典“比尔”便携式轻型反坦克导弹同类装置的61%。值得一提的是,FGM-77C昼夜跟踪装置使用的Atlos锂电池与“辛嘎斯”-V排级无线电设备完全通用,其额定容量230千瓦?小时,最大容量330千瓦?小时。
  需求的牵引与技术的推动
  在心境焦虑的美国陆军看来,经历了渐近式改造的“龙”式系列其技术潜力却已经挖掘殆尽,只有寻求“革命性的技术突破”才能解决问题。
  就不太激进的欧洲防御建议来说,由反坦克导弹步兵构成的从技术上讲享有优势、从战术上讲旗鼓相当的正面防御,从战役层次上看也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同本可以用以增加机动装甲与机械化部队的力量相比较,这种正确性达到何种程度。这一点反过来又取决于反坦克导弹的性能究竟能够达到何种程度。也正因为如此,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FGM-77的后续改进一直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来主导的。然而作为FGM-77的最大用户,美国陆军却对其改进意兴索然,个中缘由颇为复杂。自6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的整个军备计划一直成为其经济的沉重负担,其目的就在于建立一支不使用核武器也能打赢战争的力量。这种目标到80年代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苏联由于苏美军事力量对比出现了有利于自己的变化,频频发动扩张攻势、扩大势力范围,步步向美国的“利益”进逼。如果说70年代是苏联以进攻态势推行其全球扩张战略的十年,那么进入80年代,苏联虽然在国际、国内遇到一系列严重困难,扩张步伐有时被迫放慢。但它继续扩充军备的势头不减,争夺优势和势力范围的努力并未放松,这就使美国的军事压力空前加大。   1981年年底到1982年年初,美、苏分别出版了《苏联的军事威力》和《对和平的威胁来自何方》两本小册子,各自罗列了一堆军事数字,摆出一副“告急”的样子,互相指责对方谋求军事优势。这两本册子内容比较复杂,说法不一。苏、美双方都在其中极力夸大对方的力量,缩小自己的力量。但现在看来,当时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苏联的导弹数量和战略武器的总数多于美国,而美国的弹头数量、多弹头分导导弹和远程轰炸机则多于苏联。在武器质量方面,总的来说美国优于苏联。苏联除弹头当量较美国更大以外,在命中精度、分导技术、轰炸机性能等方面都落后于美国。总之,苏联占有相当的数量优势,美国则拥有一定的质量优势,双方旗鼓相当,大致均衡。在战区核力量方面,自从7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部署能携带3个核弹头的SS-20导弹和“逆火”超音速轰炸机以来,它已拥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优势。美国只有从1983年起在欧洲部署“潘兴”-Ⅱ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之后,才能同苏联抗衡。远程空运、海运能力,美国比苏联强,美国在世界的海空基地网比苏联大。但美国的战线长、距离争夺焦点地区远,这给它的后勤补给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和麻烦。苏联同美国争夺的焦点则大多处于同苏联邻近的地区,这就弥补了它战略运输能力相对不足的弱点。
AAWS实际上分为AAWS-M(先进中型反坦克武器系统)与AAWS-H(先进重型反坦克武器系统)两个子项目,分别对应FGM-77与BGM-71系列在2000年左右的换代产品

  如果说核力量和战略力量美、苏双方大体平衡的话,那么在常规力量的对比上则又是另外一番光景。具体来说,苏联已在大部分常规力量领域取得数量优势,如坦克、装甲战车、火炮、舰艇、作战飞机等。至于在常规武器的质量方面,双方各有长短:美国在飞机性能、水面大型舰只等方面见长,苏联则在坦克、装甲战斗车辆和火炮等方面见长,地面力量的优势相当明显。抛开技术装备的性能对比不提,也不算华约卫星国的力量,单是苏联就有200个正规作战师,这一数字包括51个坦克师和142个摩步师,另外还包括7个空降师。其中,已部署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的47个师最强大,动员程度最高。举例来说,当时苏联驻东德西部集群的部队包括:10个坦克师、7个机械化步兵师,共计编成3个坦克集团军、2个合成集团军、1个航空军,共计37万人、7000辆主战坦克、2800辆步兵战车、900架作战飞机、300架直升机。当年,苏联仅仅驻德西部集群的装甲力量就超过全部美国驻欧陆军的重装师了。
  更何况一旦开战,尽管不排除有限战术性核武器的投入,比如为阻止苏联第一梯队机械化集群达成战略性突破,美军很可能动用203毫米重炮发射中子弹抑制苏联坦克群。但是,双方数量庞大的战略性核武器将被“严格而默契”的置于战事之外。毕竟用裂变炸弹进行劝导,在迫使对方采取行动(胁迫)方面或使对方不敢妄动(威慑)方面能够取得何种成果,始终取决于另一方对实际使用核炸弹可能性的估计。而当预料到对方会以核攻击回报时,那种可能性不可避免地要大大减少。还有,在做出估计时,必须把人们对可能以核武器进行说服的国家领导人的品格也考虑进去:特别谨慎的领导人不象鲁莽的领导人那样动辄以核武器相恫吓。美、苏两国政府一般是比较慎重的,尽管存在着因政治上不理智而使用核武器的可能,但是采取劝导行动能够取得怎样的结果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受两国各届政府谨慎程度差异的影响。相反,用裂变炸弹进行说服的范围和界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劝导者是否认为危及了另一方的重大利益。发出警告用以阻止苏联直接攻击美国领土时,这种警告可能是完全可信的,而发出同一种警告用以保护一个微不足道的盟国不受苏联的周边入侵,则不那么可信。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华约相对北约的地面力量优势将获得最大程度的放大。
  根据理论,防守方与进攻方的力量比例是1:3,苏军的常规兵力优势基本上维持在这个水平。而且由于在越南战败不久,美军当时的士气非常低落,军备远不如苏军(不仅是数量的劣势,而且在质量上也处于下风)。如果当时苏军发动进攻,取胜的可能性很大。北约基本上是完全依赖战术核武器来阻吓苏军,特别是卡特政府期间发展中子弹,就是针对苏军常规地面兵力的威胁。也正因为如此,进入80年代之后,虽然美国逐渐从越战失败的阴霍中走出,但对欧洲战场的前景仍持悲观态度,如何阻止苏联坦克群的推进,还是压在心头的一片阴云难以消散,对反坦克武器的重视是可想而知的。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里根的新遏制政策,表面上没有50年代杜鲁门主义那样强硬,也不像尼克松主义那样软弱。其基本方针是,以抗击苏联为中心,重振国威,奉行“以实力求和平”的方针,即以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压住苏联;在地区争夺上,把苏联顶在70年代末的扩张线上,使苏联不能再进一步。同时,保持各种渠道,加强同苏联的对话,迫使苏联妥协让步,促使苏联“演变”。里根上台以后,就制订了大规模扩充军备的计划,并在1983年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SDI),即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他企图凭借美国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通过这一计划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大大提高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带动美国科技的发展;造成对苏联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压力,从而拖垮苏联。然而,里根的强硬政策也受到美国经济衰退的制约。自80年代初起,美国虽然大规模扩充军备,但也为此背上了军费开支的沉重负担。1981―1987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2万亿美元,联邦政府的财政收支连年出现巨额赤字。7000辆M1坦克的庞大生产计划仍然被认为无法满足“前沿防御”需求,这就意味着对便携式反坦克导弹这类性价比较高的反坦克武器更为看重。可进行“普及性”部署的便携式反坦克导弹,被认为是构成前沿防御反坦克火力配系的骨干或核心,并因此对于技术性能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   可惜的是,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随着时间的推移,“龙”式反坦克导弹的核心技术正在迅速褪色。与有线指令传输人工跟踪制导的第一代反坦克导弹相比,采用了有线指令传输的红外半自动跟踪制导体制的FGM-77“龙”式系列第二代反坦克导弹曾经意味着巨大的技术进步。射手唯一的任务就是瞄准目标,导弹一旦发射,射手只要始终能把瞄准具的十字划分对准目标,导弹就能自动命中。显然,这种像步枪手使用步枪进行射击的方式是最简单不过的,这就从根本上减轻了导弹射手的负担,其中蕴涵的战术价值可想而知、由于导弹采用的是三点法制导规律,对目标的瞄准和跟踪是射手通过瞄准镜来进行的,导弹的跟踪是由测角仪来进行的,导弹偏离瞄准线的偏差被火控系统的计算机加上各种延迟补偿后才变成控制指令。因此,导弹的理论导引精度较高,平均可达95%左右。然而,我们同时应该看到,这种技术进步又只是相对而言,就战术层面来讲,其技术仍然是粗糙的。比如,在导弹飞抵目标的整个过程中,射手必须在发射装置处始终用瞄准具瞄准目标,加上导弹飞行速度较低,飞过整个射程需要近10秒钟的时间,这就意味着射手需要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暴露于敌火之下……
  更何况战场环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战场环境越恶劣,“龙”式反坦克导弹射手的生存率就越低,实战效能就越差。如果说在60年代末、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采用了有线指令传输的红外半自动跟踪制导体制的FGM-77“龙”式反坦克导弹,尚能以技术引领着战术,那么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军新一轮技术装备换装的基本完成,美军在欧洲战场所面临的环境趋于“极端的恶劣”。有线指令传输的红外半自动跟踪制导体制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已经被时间严重侵蚀,战术开始对技术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两者间牵引与被牵引的关系发生了倒置。相对于射程较远的重型反坦克导弹,射程较近的便携式轻型反坦克导弹所面临的情况更为严峻,毕竟射程越近也就意味着离火线越近,也就越危险。在这个大背景下,既便经历了技术升级,改进型FGM-77与理想性的战术要求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这道鸿沟并不是简单的加大战斗部威力、提升射程所能调和的……在战场环境的变化中,有线指令传输的红外半自动跟踪制导体制决定了这一点,成为了一切桎梏的根源。结果,尽管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主导的主导下,FGM-77从80年代中期开始了分阶段的技术升级,并于FGM-77B/C两个型号上小有成就。但作为“龙”式反坦克导弹最大的用户,在心境焦虑的美国陆军看来,经历了渐近式改造的“龙”式系列其技术潜力却已经挖掘殆尽,只有寻求“革命性的技术突破”才能解决问题。
  
  1984年,在美国陆军主持下,一个被称为先进反坦克武器系统(AAWS)的技术预研项目拉开了序幕。AAWS实际上分为AAWS-M(先进中型反坦克武器系统)与AAWS-H(先进重型反坦克武器系统)两个子项目,分别对应FGM-77与BGM-71系列在2000年左右的换代产品。其中,对于AAWS-M,美国陆军在相关文件中是这样描述的:可由单兵携行部署;射程大于2000米;破甲厚度不低于现役型号;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天气情况下进行有效射击;导引过程自动化;抗光学干扰;可击毁反应式装甲;可进行攻顶式攻击;可对战场上的其他目标实施有效打击。显然,作为一个技术预研项目,美国陆军对AAWS-M的描述是宽泛、模糊有欠具体的,对其应采取何种技术手段来实现目标也未作明确限定。但也正因为如此,事情开始变得“有趣”起来,想象力的翅膀开始挥动了。
  俗话说“需求牵引,技术推动”。由于战场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在战术层面上产生一种切实的需求,这种需求无疑具有自上而下的“牵引效应”。不过,只有需求的牵引还是不够的,这种牵引还需要来自技术层面由下而上的推动,才能转化为工程层面的现实。换句话说 ,作战需求是拉动武器装备发展的原始动力,科学技术则是武器装备物化的推动力。那么在当时的条件下,AAWS-M所需的“革命性技术条件”是否已经具备了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要解决便携式反坦克导弹的“战术困境”,在当时有两个技术路线可选:在现有型号基础上继续“深度挖潜”,至力于提高导弹的飞行速度,最大限度的缩短暴露在敌火下的时间;抛开现有框架进行全新设计,至力于实现导弹的全自动制导,力争以“发射后不管”的方式体现战术价值。客观地说,这两条技术路线各有利弊,如何进行抉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从技术储备这个角度本身而言,美国人却拥有异常雄厚的本钱――从新一代高能量密度的固体火箭发射药,到激光驾束制导技术,再到最前沿的红外焦平面成像技术都已接近成熟。这就为AAWS-M从一个技术预研项目最终走向实用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技术路线,一个复杂而艰难的抉择
  对于复杂的军事技术装备而言,如何确定技术的方向性是最为“关键”一个问题,这将直接决定一个项目的成功与否。技术方向当然是战术和技术的有机结合,但在不同时期,技术方向常常有不同的重点。在和平时期,常常是技术引导战术,技术发展作为技术方向的主要动力;在战争时期,常常是战术引导技术,战术要求上升为技术方向的主要动力。也正因为如此,AAWS-M便应该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正是一个如何在和平时期确定技术方向性的典范。
  克劳塞维茨认为,“属于战争的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仅仅属于战争准备的活动和战争本身的活动”。那么很显然,“铸剑术”与“击剑术”一样,是属于战争活动的一部分,而且在冷战这种情况特殊的斗争中,前者更成为了斗争的“主流形态”。也正因为如此,虽然AAWS-M这类项目涉及的似乎是纯技术问题,其中的内涵却远远不止。更何况,雄厚的技术储备固然是任何武器装备研发的先决条件和保障。但由于先进技术的前沿性和不定性,很多技术难题都要到工作深入展开了才能明确深度和广度,可技术细节清晰化后,既可能带来惊喜,也可能带来头痛。美国人在AAWS-M项目的推进过程中,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况――为AAWS-M确定一条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成为了一个复杂而艰难的抉择。   正如前文所述,对于新一代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当时存在着两种技术路线之争,既提高导弹飞行速度还是实现“发射后不管”就第一个技术路线来说,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当时,高能量密度的新一代固体燃料技术已经获得突破。80年代初,美国在交联改性双基推进剂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其硝酸酯增塑聚醚推进剂(NEPE)用聚醚类粘合剂体系代替前述改性双基推进剂的硝化纤维素粘合剂,用液态混合硝酸酯取代单一的硝酸化甘油作为含能增塑剂。硝酸酯对聚醚类粘合剂增塑,粘合剂中的羟基基团与交联剂内含的活性基团发生交联反应,生成具有三维网状结构的预聚物。这使得推进剂混合物更具弹性和流变性,可以加入更多的高能固体填料。这样,NEPE推进剂不仅能量水平高、密度大(理论比冲为2655~2685牛?秒/千克,密度1.83克/立方厘米),而且力学性能好,代表着当时固体推进剂的最高水准。另外,与NEPE相配套的双推力药柱技术同样获得了突破。这就将NEPE在反坦克导弹技术中进行实用化的工程推广成为可能。
  据美国陆军科学委员会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如果采用NEPE对现有反坦克导弹弹体实施改进,可有望将导弹平均飞行速度提高1~1.5倍,并使弹体重量下降1/5,对于技术性能的提升是非常显著的(操纵反坦克导弹的士兵暴露于敌火下的时间将成倍缩减)。更有吸引力的是,这个技术路线风险小,具有无与伦比的经济性和时间性优势。当时,美国陆军科学委员会在另一份报告中认为,如果利用固体燃料的技术进步,将反坦克导弹的飞行速度进行大幅度提升,现有的制导体制完全可以适应平均飞行速度在450米/秒以下的弹体。总之,这个技术路线属于一种“渐改”式,技术风险小、投资少、研制周期短、能够迅速形成战斗力,可以用于现有系统的技术升级改造,不必重新另起炉灶。这对于当时“前沿防御”形势严峻的美国人而言,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况且,当时有情报显示,苏联人已经将这个技术路线付诸于实践了――改进后的9M115伞兵型便携式反坦克导弹系统,其弹体飞行速度已经突破了240米/秒。
80年代的苏联陆军装甲机械化集群主要技术装备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以单纯提高弹体飞行速度为主的“技术渐改路线”有着不可忽视的弊端。当时,美国陆军列装的两种反坦克导弹系统,既重型的BGM-71与轻型的FGM-77,其制导系统均采用的是有线指令传输方式,如果要按照“少花钱,多办事,省时间”的原则在现有框架中施以技术改造,那么势必不能绕开这个“拖累“。事实上,在1982年马岛战争的战场实践中,英军对法制“米兰”反坦克导弹的大量使用就暴露出了这个问题。在复杂的地形中,许多“米兰”反坦克导弹的导线由于各种原因断裂而”打飞了”,严重影响了作战效能。显然,单纯提高弹体飞行速度,不但不会规避这个问题,而且还会使问题恶化。但如果取消导线,以其他方式传输制导指令,这就意味着现有系统要被推倒重来,“渐改方案”的固有优势将不复存在。再有,AAWS-M的本意是寻求一种解决现有便携式反坦克导弹“战术困境”的革命性方案,但以单纯提高弹体飞行速度为主的“技术渐改路线”,治“标”不治“本”。导弹射手在发射时仍要暴露在敌火之下,只不过在时间长短上有区别而已。换言之,只提高了弹速而未对制导系统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反坦克导弹系统,“战术困境”仍然是存在的,激光驾束制导这类“半吊子方案”同样面临这种尴尬。
  在这种情况下,至力于制导控制系统的全自动化,以“发射后不管”为目标的技术路线,其意义也就凸显了――发射后需要暴露于敌火下的“战术困境”将能被彻底“根除”!更有利的是,美国对于战术导弹的全自动制导技术起步较早,技术储备极为雄厚。举例来说,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便发明了电荷耦合装置(CCD),固态摄像机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由分布于各个像元的光敏二极管的线性阵列或矩形阵列构成,通过按一定顺序输出每个二极管的电压脉冲,实现将图像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目的。输出的电压脉冲序列可以直接以RS-170制式输入标准电视显示器,或者输入计算机的内存,进行数值化处理。CCD是现在最常用的机器视觉传感器,机器视觉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光电转换装置,即将传感器所接收到的透镜成像,转化为计算机能处理的电信号。其技术一经出现,便被认为具有显著的军事价值,如果战术导弹要以光电技术原理实现全自动制导,CCD技术被公认为是可能的关键性突破之一。然而,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完美”的事情,反坦克导弹也不例外,昂贵的造价成为了一个无可规避的障碍。
  
  几乎无须解释便能明白,无论采用何种具体的技术手段来实现“发射后不管”,这样的反坦克导弹发射系统都要将精密的制导与控制系统更多地放在弹体而不是发射装置上。然而,不管是否击目中标,弹体都是有去无回的“一次性消耗品”,只有发射装置(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发射装置的一部分)是可复用的,使用成本的大幅提高是必然的。再考虑到能够实现“发射后不管”的技术手段,注定是复杂而昂贵的――其制导控制系统的技术复杂性远远超过了FGM-77,反坦克导弹又是一种需要以“天文数字”般的规模进行大宗装备的反坦克武器。那么如此一来,AAWS-M对“技术路线”的探讨,在更深的层面上倒不如说是对“经济性”和“技术性”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一种综合研究。有意思的是,既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发射后不管”的反坦克导弹系统在战术上都是“近乎于完美”的,并依然是军人和工程师们追求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不考虑“经济性”,“发射后不管”的技术路线会是职业军人们的必然选择。对于军队来说,只要有用就行,或者未来有用都可以。将军们很少考虑费用问题,只要军费能承受就行。1亿美元一架的飞机,军队也不会嫌贵。军队首先要做的是申请更多的军费,以购买更多的飞机,其次才是讨价还价和降低制造成本。至于设计武器的工程师们,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与军人们保持了“出奇的一致”。他们的职业本身决定了自己不大可能看到在可能发展出“最理想”装备时,却将这部分资源用于发展“二流装备”的可取之处。对技术人员来说,数量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他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质量最佳、性能最好的武器。   结果这样一来,AAWS-M将采取何种“技术路线”,最终的决定权既非掌握在军人手中,也非掌握在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手中,而是由政治家决定的。当我们不得不在互相竞争的科学方案和工程结构之间分配有限的发展资源时,仅依靠军事、科学和工程上的判断是不明智的,政治智慧将起到最关键的作用。有趣的是,对于当时“掌舵”的美国政治家而言,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其实反倒是简单化了。在“冷战大棋局”中,一种战术技术性能十分理想,但技术风险大、造价较之上代产品可能要“翻几番”的反坦克导弹系统,究竟是不是真正“昂贵”呢或许会或许不会。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好好算笔经济帐,并从全局的角度进行通盘考虑。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他们的继承者们不断向其追随者头脑中灌输的那样,“战争实质上是经济的较量,并且一般来说,谁在战争中有较大的经济潜力,谁就能赢得战争”。纵观苏德战争,苏联人也的确没有什么特别高明的战略战术和冒险行动,决定因素正是自己像北极熊的体量一样庞大的人力物力,以及超强的意志和忍耐。应该说,马列主义者对战争本质的论断是一个亘古不破的真理。充满了戏剧性的是,在冷战中,美国人却将这套“笨拙但却有效”的策略还给了俄国人自己。
  
  呈然,冷战最终并没有升级为“热战”。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这是“一场长期的、残酷的竞赛,交战双方的全部经济和政治基础都将在这场竞赛中受到考验”。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苏联军政实力最为强大的年代,苏、美经济实力差距大为缩短。l965年苏联国民收人相当于美国的57%,70年代末上升为67% 左右,钢铁、石油等近20种工业产品产量甚至超过美国。当时,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自豪地认为:“最近25年里,苏联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的发展达到了其成果可成为决定世界政治因素的高峰”。然而既便如此,美、苏间经济实力上的差距缩减也只是相对而言的――苏联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2/3,人均数字仅为美国的60%。而且,在经历了70年代的低谷之后,美国正在重新取得优势。新科学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经济,其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难,经济实力相对衰落,但国内经济发展总体好转的趋势已经形成。反观苏联,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隐患”却已经凸显,国际石油价格的走低与苏联国内粮食生产的歉收更是令人感到前景不妙。这样一来,美、苏间综合国力的差距便在“军事斗争的准备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毕竟冷战并不单纯是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其中既有意识形态对立的因素,也有国家利益对立的因素。而且在冷战中后期之后,国家利益对立的因素逐渐盖过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美、苏争霸根本上来说是两国综合国力之间的综合较量,在前阶段军事实力是最主要的参考指标,往后则经济实力所占地位越来越重要。两国为了争夺军事上的优势,都把大量国家资源投入军备竞赛,对经济发展造成了长远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谁的“算盘”打得越精明,谁就坚持得越久,谁就越可能取得这个“大棋局”的胜利。
由于先进技术的前沿性和不定性,很多技术难题都要到工作深入展开了才能明确深度和广度,可技术细节清晰化后,既可能带来惊喜,也可能带来头痛

  有意思的是,时任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正是这样一位态度强硬却又“打得一手好算盘”的政治家。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标志着美国政策的一大变化,他上任时苏、美关系正处于20年来的最低谷。1981年里根上任时就断言“苏联是引起世界不安的起因”,并毫不留情地痛斥美国70年代的对外政策。他对缓和以及军备控制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三个话题上:第一,华盛顿决无可能与一个极权国家保持稳定关系;第二,苏联打着军控(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幌子实际上已取得了领先于西方的军事优势;第三,美国军事优势的丧失并非不可避免,相反,美国恢复其军事“安全限度”是可能的。里根是一位充满自信的政治家,与苏联进行对抗是他的本能。1982年被任命为国务卿的乔治?舒尔茨要求与莫斯科一起对军备实行控制,里根本人在发表苏联是“罪恶帝国”讲话仅一年后也表示:“我们准备与苏联进行建设性谈判。”苏联新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推行军事优势政策,那么两国将继续斗下去。然而,在未取得军事优势地位以前,里根是决不会恢复军控谈判的。为此,里根政府制定了一项五年计划,打算花费1800亿美元实现美国武装部队的现代化。
苏/俄9M115-2反坦克导弹系统

  不过,在如何支配这笔巨款的问题上,里根却显示出了足够的精明。苏联人造一辆坦克,美国人也造一辆、两辆甚至是三辆的事情,在这位前好莱坞影星的脑海中是最愚蠢不过的(虽然美国人有这个资本)。他更希望的斗争方式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四两拨千斤”。对此,我们在里根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可以清晰的感受到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忘记,虽然我们可能拥有的力量,从绝对意义上看来是在下降,不过,最终起支配作用的,还是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潜在敌人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国际竞争中起作用的是纯差距,而且许多重要的可变因素将影响这一纯差距。当我们正力图纠正我们的缺点并加强我们的有效国力的同时,我们当前的和潜在的敌人会怎样行动呢此时此刻,苏联保证它的核军备的加强(目前正同我们的核军备旗鼓相当或已超过我们),正一心实现它新的扩张主义。苏联显然渴望成为一个能在地中海向美国挑战,在中东威胁欧洲的石油储备,在任何海洋显示俄罗斯军旗的环球霸王。这种咄咄逼人之势,既可解释为由于力量增长而产生的新的自信,又可解释为不明智地分散使用资源,而这些力量本来是需要用来对付持敌意的中国、不满的卫星国以及苏联国内的动乱的。如果我们的主要冷战对手可能没有量入为出,而我们却能够合理的运用我们正在不断增强的力量来实现最后的目标,那么苏联将在这场毫无所获的角逐中筋疲力尽……”。   也正因为如此,如果将里根的这套思路投射到是否要发展一种具有“发射后不管”能力的便携式反坦克导弹系统的具体问题上,也就变得十分令人感兴趣了。技术装备的“昂贵”与否,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定义。由于综合国力的差距,对苏联来说也许是“昂贵”的东西,对美国人来说也许未必如此。更何况,从纯军事角度而言,处于进攻态势的苏联人注定了要更热衷于制造坦克。但问题在于,既便是一辆配置简陋、仅仅勉强符合“现代化”标准的主战坦克,其造价也要远远超过采用“最复杂”技术的反坦克导弹系统。这就意味着,在头脑异常精明的里根看来,AAWS-M需要确定一条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实际上是不需要讨论的――从战术技术角度而言,“复杂”固然意味着技术风险大,但同时也意味着实打实的战术优势,毕竟这类武器的初衷就是“以小搏大”。
  当然,AAWS-M确定了如此“烧钱”的一条技术路线,在国会内部引起了大量的“不同声音”,但对里根来讲这完全不是个问题――强硬是这位“冷战斗士”的另一个标签。对于这一点,当里根在向尼加拉瓜反革命武装是否提供援助的问题上与国会发生冲突时,他的表现就很能说明问题。1982年,里根政府做出了保护中美洲萨尔瓦多右翼政府、打击左翼游击队的选择。里根政府派驻联合国的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独裁”专政和左翼“极权”专政之间划了一条著名的界线:前者对美国友善,可以逐渐进化为民主国家,后者绝无此可能。里根希望尼加拉瓜停止向萨尔瓦多游击队提供武器。当美国国会拒绝向尼加拉瓜反革命武装提供援助时,里根却把这一决定搁在一边,绕过国会继续向“自由战士”提供秘密资助……
  (未完待续)
1987年的里根内阁

  (编辑/笔啸)
  资料链接:华约、北约在中欧、东西德一线兵力部署情况
  华约方面,苏联西方(东德)部队集群包括: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下辖第9坦克师、第11近卫坦克师、第20近卫摩托化步兵师;第2近卫坦克集团军下辖第7近卫坦克师、第21摩托化步兵师、 第94近卫摩托化步兵师、第207摩托化步兵师;第3突击坦克集团军,下辖第16近卫坦克师、第10近卫坦克师、第12近卫坦克师、第47近卫坦克师;第8近卫集团军,下辖第27近卫摩托化步兵师、第39近卫摩托化步兵师、第57近卫摩托化步兵师、第79近卫坦克师;第20近卫集团军,下辖第25坦克师、第32近卫坦克师、第35摩托化步兵师、第90近卫坦克师;东德第5军,下辖第1摩托化步兵师、第8摩托化步兵师、第9坦克师;东德第3军,下辖第4摩托化步兵师、第7坦克师、第11摩托化步兵师。
  北约方面,中央集团军群包括:西德第2军,下辖第1山地师、第4装甲师、第10装甲师;西德第3军,下辖第5装甲师、第2装甲掷弹兵师、第12装甲师。美国驻欧陆军/第7集团军包括:美第5军,下辖第3装甲师、第8机械化步兵师;美国第7军,下辖第1装甲师、第3机械化步兵师。北方集团军群包括:西德第1军,下辖第1装甲师、第3装甲师、第7装甲师、第11装甲师;比利时第1军,下辖第1机械化步兵师、第16机械化步兵师。英国莱因河集团军包括: 英国第1军,下辖第1装甲师、第3装甲师、第4装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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