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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体弱老人亲属照顾者的负担及其精神健康的相关性分析

论文作者:历史论文
发表时间:2017-1-23

摘要:
  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上海市体弱老人亲属照顾者的负担及其对亲属照顾者的精神健康的影响。数据来源于2010年上海市高龄体弱老人状况及其主要照顾者需求调查,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上海体弱老人亲属照顾者的负担和其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上海市体弱老人的亲属照顾者的负担集中体现在时间依赖负担和生理性负担方面,社交性负担和发展受限负担其次,情感性负担相对较弱,亲属照顾者的负担和其精神健康显著相关。
  关键词:
  体弱长者;亲属照顾者;负担;精神健康
  中图分类号:C 91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3)06002005
  一、研究背景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
  中国的老年人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在飞速增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在2000年已达到8 821万人,在2010年则增长至约119亿人。大约有一半的老年人口居住在城市。[1]2011年,60岁以上的中国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7%。[2]中国人口在1953年至2010年期间人口特征的变化的概述见表1。
  目前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世界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一庞大的老年人口,尤其是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在未来的几十年会继续飞速地增长。[3-4] 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在2040年会达到20%。这一比例在2050年会增长至31%。[4] 中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占全世界的高龄老年人口的比例在2050年会超过四分之一。[5-6]
  中国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部分得益于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济的飞速增长以及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7]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1949年仅为35年。这一指标在1979年增至64年,在2000年增至71.40年,在2009年增至7347年。[8-9]
  相对于中国的农村人口,中国的城市人口有更高的平均预期寿命和更低的婴儿死亡率以及产妇死亡率。[10] 中国农村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在2000年达到6955年,比城市人口的预期寿命少了约6年(后者是7521年)。[10] 来自于最不发达省份的农村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相对来说是最低的。而城乡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差距在最不发达省份也是最大的(82年)。[10] 根据 2009年10月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中国的城乡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差距相对2000年时变得更大。[9] 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在2007年已经增长至80年以上。而甘肃省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依然还低于70年(甘肃省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省份,7176%的居民属于农村人口)。
  根据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的数据, 854%的60岁及以上的城市老年人可以独立生活。5%的城市老年人完全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11] 根据2004年和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Zimmer 等学者发现,在2004年调查中日常生活不需要协助的55岁及以上的受访城市居民中,258%在2006年的跟踪调查中发现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协助。[12]同时,在2004年调查中日常生活需要协助的受访城市居民中,603%在2006年跟踪调查中依然需要协助。因此,随着中国高龄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老年人口对其在日常生活中长期照顾的需求也会日益水涨船高。
  2010年,上海市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8241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36732万人,占全市人口的257%。[13] 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口6703万人,占全市人口的47%。这些指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的数据,1273%上海市受访老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协助。由此可见,上海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及其长期照顾需求在全国都处于前列。
  (二)家庭养老以及亲属长期照顾
  中国宪法和婚姻法规定,中国公民享有在老年、生病或者残疾时从国家、社会和家庭获得物质支持的权力。同时成年子女有赡养其老年父母的义务。[14-15]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制定了“中国老龄工作七年发展纲要”[16]。 这一纲要确立了“六个老有”政策,包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为了保护老年人的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1996年颁布和实施。[17] 由此可见,家庭支持被认为是老人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这一理念不但被中国的传统儒家孝道文化所强化,也被政府的相关法律法规所支持。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2015)继续强调家庭养老以及孝顺的重要性。[18] 虽然社区养老和院舍养老开始在中国迅速发展,但是体弱长者的长期照顾需求的主要供给者依然是来自老人的亲属照顾者。对亲属照顾者的社会支持系统也是目前养老政策相对薄弱的一环。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上海市体弱老人亲属照顾者的负担及其对亲属照顾者的精神健康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上海市高龄体弱老人状况及其主要照顾者需求调查”。[19] 该调查从上海六个中心城区抽取720对居家体弱老人及其主要亲属照顾者。每个城区抽取120名老人及其主要亲属照顾者。 体弱老人的入选标准如下:(1)有上海户籍;(2)居住在所选的六个城区;(3)75岁及以上;(4)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量表得分在90分以下(至少有1项基本生活活动完全不能自理或者有2项基本生活活动需要他人协助为90分)。
  受过培训的访问员和入选的体弱老人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问卷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受访老人及其主要亲属照顾者的基本情况,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支持以及对老年人的照顾安排。问卷有效回收率100%。
  (二)变量设计与测量   1.因变量
  亲属照顾者的精神健康是由抑郁自评量表(Centre on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测量。[20] 该量表包括20道题。调查内容包括积极情绪、抑郁情绪、身体症状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针对每一个症状,受访者回答在过去一周出现相应症状的频率(0=少于一天,1=1~2天,2=3~4天,3=5~7天)。所有20道题目的结果累加的总分数作为量表的最终分数。量表的取值范围是0~60。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为0896。量表分数越高代表该受访亲属照顾者的抑郁水平越高。
  2.自变量
  亲属照顾者的负担是通过中文版照顾者负担量表(Chinese Caregiver Burden Inventory)测量。[21] 该量表包括24道题。测量内容包括5个维度:(1)时间依赖负担;(2)生理性负担;(3)情感性负担; (4)社交性负担; (5)发展受限负担。受访者被要求回答出现相应感觉的频率(0=没有,1=几乎没有,2=偶尔,3=有时,4=经常)。各自维度下的题目得分累加后的分数即代表该维度的总分。分数越高代表该维度的负担越高。所有维度的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均高于060。所有维度的分数累加以后的得分是该量表的总分。量表的取值范围是0~96。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为0895。分数越高代表负担程度越高。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体弱长者亲属照顾者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收入、居住安排以及体弱长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年龄是由受访者自己回答。性别、教育水平、婚姻情况和居住安排都是重新编码成二分变量(0=男性,1=女性;0=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1=初中及以上教育水平; 1=已婚并有配偶,0=其他婚姻情况; 0=未和体弱老人居住在一起,1=和体弱老人居住在一起)。照顾者每月收入也重新编码(0=小于500,1=500~1 000,2=1 001~1 500,3=1 501~2 000,4=2 001~2 500,5=2 501~3 000,6=3 001~4 000,7=4 001~5 000,8=5 001~7 500,9=7 501~10 000,10=10 001~20 000,11=大于20 000)。体弱长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是通过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s)量表测量。[22] 该量表包括10个方面:步行能力、上下楼梯、吃饭、穿衣服、洗脸刷牙、上下床/坐椅起立、洗澡、去洗手间、小便失禁以及大便失禁。受访体弱长者对上述10个方面是否需要协助分别做出回答(0=完全不能自理,5=部分需要协助,10=完全不需要协助)。所有10道题目的结果累加的总分数作为量表的最终分数。量表的取值范围是0~100。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信度系数为0894。量表分数越高代表该受访亲属照顾者的生活自理能力越高。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研究上海体弱老人亲属照顾者的负担和其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亲属照顾者的社会—人口特征、经济文化水平、居住安排、体弱长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以及亲属照顾者的负担均被加入模型。SPSS 190 被用来辅助数据分析。
  三、结果
  (一)基本信息描述
  在720名亲属照顾者中,539%年龄在60岁以下,174%年龄在65到74岁,287%年龄在75岁以上。超过半数的亲属照顾者为女性(606%)。绝大多数亲属照顾者已婚并有配偶(869%)。将近80%的亲属照顾者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上。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月收入在2 000元以下。只有207%的亲属照顾者不和体弱老人住在一起。另外,体弱老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评测分数的均值为7551。亲属照顾者的基本信息详见表2。
  关于亲属照顾者的负担问题,时间依赖负担和生理性负担是相对来说比较普遍反映的问题。983%的亲属照顾者表示有时间依赖负担。799%表示有生理性负担。另外,70%和625%的亲属照顾者分别表示有社交性负担和发展受限负担。反映有情感性负担的亲属照顾者相对来说最少,占总体的457%。
  关于亲属照顾者的精神健康,其抑郁量表的均值为1153。233%亲属照顾者的得分等于或者超过16分。这表明这一部分人群可能遭受抑郁症状。
  (二)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婚姻状况以及老人日常自理能力均与亲属照顾者的精神健康显著相关。女性亲属照顾者的精神健康状况相对男性亲属照顾者来说更好(β=-1127,SD=0633,p<005);相对于其他婚姻状况,已婚并有配偶的亲属照顾者的精神健康更好(β=-1852,SD=0935,p<005);在老年人的日常自理能力相对比较高的时候,亲属照顾者的精神健康状况更好(β=-0035,SD=0016,p<005)。
  在亲属照顾者的社会—人口特征、经济文化状况、居住安排以及老人日常自理能力作为控制变量的时候,亲属照顾者的负担与其精神健康依然显著相关(β=0233,SD=0023,p<0001)。也就是说亲属照顾者的负担越重,其抑郁水平越高,精神健康越差。关于亲属照顾者精神健康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详见表3。
  四、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上海市体弱老人的亲属照顾者的负担集中体现在时间依赖负担和生理性负担方面,社交性负担和发展受限负担其次,情感性负担相对较弱。因此,为老年人服务的社区服务应从减轻亲属照顾者在时间依赖负担和生理性负担方面着手, 提供居家服务、膳食服务、应急服务以及暂时性的照护服务。通过这些服务可以减轻亲属照顾者长期照顾体弱老人的负担,减缓在时间依赖和生理性负担方面的压力。
  另外,大多数的亲属照顾者的精神健康状况良好,但是有将近四分之一的照顾者的精神健康有待改善,迫切需要来自于社会和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本研究结果发现亲属照顾者的负担和其精神健康显著相关。针对改善亲属照顾者精神健康的社会政策以及社会工作实务应该以减轻这些亲属照顾者的负担为一主要突破口。在十二五老龄事业发展期间,政府应整合社区资源,提供专门协助亲属照顾者的服务,进而帮助这些长期照顾老人的亲属维持和改善其精神健康。   如何有效地整合社区乃至社会上的资源,来满足日益庞大的体弱老年群体以及其亲属照顾者的需求,是我国政府急需解决的重要难题。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体弱老人的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日益复杂,因此对体弱老人及其亲属照顾者的需求进行有效而全面的评估是开展有效的社会工作干预的第一步。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一些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社会工作预估方法(assessment)在评估中国老年人及其亲属照顾者需求方面的有效性(例如InterRAI)。
  体弱老人的需求涉及到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其亲属照顾者对体弱老人的照顾力度以及其自身需求也会随其生活阶段的变动和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因此,相应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应和不同类型的体弱老人及其亲属照顾者的特定需求相吻合。比如老年痴呆患者的家庭和中风康复过程的体弱老人的家庭就需要一些特定的专业服务。
  另外,如何将公共服务系统和非正式的家庭支持系统有效结合起来,进而为中国广大体弱老人提供可持续的全面性服务,也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一方面,政府可以给体弱老人的亲属照顾者提供直接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通过向社会工作机构购买相应的服务来支持体弱老人的亲属照顾者。
  (此文为中国人民大学“2013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全国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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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编辑:王香丽责任校对: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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